刘老太太属于那种典型的师油子，是从十年文革的浩劫中苟且活下来的，又冷眼笑看过89学潮，所以很知道什么叫”有所为，有所不为“，从她让我写了2年多的”王“字却从不告诉我那个”靖“怎么写就能看出来。 但是在她那个”有所为“的方面，我确实应该谢谢她，至少她间接地帮助我养成了一个不错的习惯。

      那天下午我和小林一起放学回家，走到半路时看见我妈和小林他妈骑着自行车风风火火地就过来了，看见我们时还问我，”你们开家长会怎么不告诉我啊”。 家长会？ 我满脸茫然的看了眼小林，小林也正在满脸茫然的看着我。 幸运的是悬念并没有保持多久，两个多小时后谜底就揭晓了。 我妈是阴着脸回来的，进门就骂了我句“小显眼的”，然后就让我罚站，我记得那天我站了很久，站的腿都木了，直到晚上老爸回来。 他老人家一进门还逗趣玩，说 “呦，又怎么了？干嘛站这么直啊？” 老妈说“今天我可显了大眼了，和小林他妈一块去学校，说是开家长会，到那才知道原来就叫我们俩去了，原来是请家长！”   ”那因为什么啊？“   ”不写作业，上课抽疯，和别人打架。“   。。。。。。   结局很悲惨，站到腿木还不算，老爸回来之后还挨了顿胖揍，晚上饭也不让我吃了。 小时他们老用这招治我，以为不让我吃饭我就能痛改前非。 其实不知道他们越饿着我，我越宁，连之前的那点悔意都云消雾散了。 记得有一次饿的我走道直打晃，到学校差点晕过去，是有个男老师骑车给我送回来的。    

       在那次请家长事件之后，老爸给我定下一个规距，就是放学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写作业，他下班之后检查，要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就让我拿回去再看看，而我也总提心吊胆的看不出个子卯寅丑来，接着他那大嘴把子就上来了，扇得我七晕八素。  我不知道我的学习成绩是不是这样上去的，只知道那次之后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肯定是先写作业，以至于后来不把作业先写完了，玩什么都心神不宁的，像是扛着定时炸弹倒处跑一样忐忑。 这个习惯一直延续了十几年，虽然到后来我那作业题目老爸也看不懂了，但除了少挨了几个嘴把子儿之外， 一切都没有改变。  我一如继往，兢兢业业地遵守着老爸立下的那个规矩，直到10后我的住宿生涯开始。   这是一个好习惯，帮了我不少忙，这里面当然有刘老太太的一份功劳。 

      在刘老太太任期的最后时刻我光荣的入选了少先队。至此，我终于不用看着小林带着红领巾坐在他们家拖拉机上耀武扬威的样子了。还有就是我也可以像高年级的学生一样，在操场上狂奔时，有一条红绳也在脑后像尾巴一样风骚地摆动了，我一直觉得那样子特帅，这也是我决心一定要当少先队员的全部动力。  记得那时都说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而国旗却是用烈士的血染红的，我对此传闻还深深的恐惧过，并且很认真的问过我爸，说国旗是用血染红的吗？   老爸说是啊。  我说那多害怕啊。 忘了他当时是怎么回答我的了。 或者是根本就没回答。 现在想想他老人家当时的心情一定很复杂，不小心生了这么个愣儿子，只能认倒霉了。   当时他身兼村长的要职，还不能说国旗其实就是用红墨水染的，这点政治觉悟还是要有的。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刘老师终于走了，那个臃肿矮小的身体终于不用整天在眼前晃了。她不算什么好老师，也不能算什么坏老师。只是一个行将退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老师油子，该写黑板上的字她都写上了，不该她写的她一个字也没写，包括我那个“靖”字。  她就像一台几十年如一日的复印机，机械的把课本上的东西复制到底下娃娃们的脑中，底下坐着什么样的娃对她来说并不重要，工作对于她这种人来说早就失去了应有的热情。 这并不是谁的错，每一个平凡的人都是这样。因为平凡，所以这样。 因为这样，所以平凡。  

       这就是我的启蒙老师，第一任班主任，写到这我突然发现她和我的最后一任班主任的感觉是那么的相似。她们都是毫无温度的做着她们份内的工作，不激进也不消极，都是行将退休的小老太太，你很难在工作中找出她们的纰漏，同样她们也很难真正走进学生们的心里，她们和我们好像永远保持着距离。尽管她们一个臃肿一个消瘦，一个姓刘，一个姓杜，一个是农村教师，一个是清华毕业生。

      那时每次放学还总要在教室门口排好队走出校门，我们那队我排第4个，排在第一个的是个叫李永立的小个，长大之后他高了不少，只不过付出了满脸包的代价，这都是青春期惹的祸。排在第二的我忘了是谁了，第三的是个小胖子，叫胡良，后脑勺上有块很小的疤，上面还没头发，我想除了他爸他妈他媳妇之外，就我最熟悉那块肉了，因为他那脑袋和那块疤在我眼前晃了好几年，我老有想伸手摸摸那块小嫩肉的冲动，却忘了到底摸没摸。 至于谁排在我后边，及我后边的后边，就完成没有印象了，在我记忆中他们是由一些高高低低的黑色人头代替。      这个顺序是刘老太太排的，还任命了一个高高大大的孩子为队长，叫陈阳，小名叫家家，外号叫家巧儿（麻雀），有一次课间教室里还真飞进来一家巧，我说“A～家巧儿嘿，真是家巧儿嘿。。”，他也知道我不是说他，但可能是为了立威，还是胖揍了我一顿。那时他个大，也壮，把我在地上摔来摔去的，我毫无还手之力。 最后找到刘老太，刘老太也什么都没说，稀里糊涂的就糊弄过去了。 几年之后毕业升初中时我们又打了一架，不过那次是平手，他没立成威，我也没丢了面子。   这是后话，回头再说。

      说来可笑，我学生生涯的第一个外号居然是班主任给起的，这位班主任当然就是我们万人敬仰且八卦无极限的刘老太太了。 她号称我是“拼命三朗”，原因是我老和其它小朋友们打架，并且打起来不要命，和多少人都敢招呼。要说打架这事还真是我爸教的，有一次早上我在家门口玩，同住一条街有个叫胡国的小伴无缘无故的骂我，我回家找我爸，说那谁骂我，老爸那时正低着头刷牙，抬头看我一眼说，“那你过去抽他。”很平静，连满嘴的牙膏沫都没溅出来。我说行，然后出去就把那孩子摔了一大跟头。他哭着就跑了。我又回家告诉我爸我把那谁摔了一大跟头，那时他已经刷完牙了，点头对我说，“恩，以后谁骂你你就抽谁”，那表情很坚决。 从此以后我就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活到现在，我从不欺负别人，别人也很少欺负我了。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从小打过的架并不算多，当然和小林以前拿木棍杵眼睛玩不能算打架。

      和我们大队长陈阳那算一次，并且还挨了顿胖揍，算输了。第二次是我招我们班的一个女生玩（不是欺负，只是逗着玩），那女生哭着就回家了，第二天一大早我正在教室里啃方便面，那女生带着她妈和她二姐就找我来了，她老妈一声令下，她二姐如狼似虎的就扑了上来，事都逼到这份上了我也别说什么了，打吧！ 好家伙，她姐比我大好几岁，虽说是女的吧，但发育的可比我成熟多了，打得那叫一个艰难，我身上让她二姐挠了好几道血道子，那袋连一半都没吃的方便面也弄得满地都是，没法吃了。不过我也在那小娘们的左眼眶上来了一拳，没一会就全紫了。 哈哈，心里平衡多了。 不过她妈倒挺有道德，一直在旁边看着，她二闺女眼睛紫了都没上手，只是在走时说以后再欺负我闺女，还揍你，就杨长而去。 后来我听同学说她二姐是在体校练武术的，我说是吗，我连练武术的都给揍了？真NB！ 不过同学又说，她还有个大姐，也是在体校练武术的，我说啊？一下就怂了，这要一会再把她大姐也叫来，我可就惨了。   前两节课相安无事，下了第二节课时有一同学跑来告诉我说，王靖你快躲躲吧，她妈又来了。   我那心咯噔一下，但随后不知哪来的一股子的宁劲，反倒去门口等她妈去了。  她妈看见我一笑，我心想这不像打架来的啊，丫见我乐JB什么劲呀？ 再往后看只有她紫着左眼的二姐，并不见传说中的大姐，心里就踏实多了。 只见她妈走近说“小子，以后别淘气了，没事老招我们家闺女干嘛啊，听话啊。”随手就塞给我一袋方便面，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她就和刚从办公室出来的刘老太太说，“唉，我不知道这孩子是后妈，要知道这孩子这么苦，我怎么会打他呀？”刘老太太附声道“是啊，是啊，这孩子就是嫌怜儿，我也拿他没辙”    我操，敢情丫又跑这卖乖来了。 打架就打架，和他妈是不是后妈有什么关系啊？ 妈的，还不如见到那传说中的大姐，再打一架呢。  

    那是个明媚的上午，阳光穿过厚厚的树叶零散的洒落在地上和我们的身上，那天我觉得好冷，仿佛光着屁股露着小鸡鸡一样被全世界的人观摩，然后被指手画脚。当时我特别想找个地缝，然后钻进去再也不用出来。  那是我打的最丢人的一次架，比被“家巧儿”陈阳在地上摔来摔去还丢人。

     上学了。

     第一天上学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早上让8点到校，我兴奋的不到6点就起来了。不知道兴奋什么，没有为什么，只有没由头的兴奋，兴奋，还是兴奋。这就像第一次春游的状态。  我第一个班主任是个姓刘的老太太，个子不高，每天和我们这帮孩子一起走着上下学，当然她是上下班，前呼后拥的，走了三年。我一直都认为她不算什么好老师，她三八的就像农村妇女一样从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口中套话，比如谁爸谁妈昨天晚上打架了，你们家的组合柜是几组的，你们家电视多少寸等等。 她有个儿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有天中午我和一小伴去上学，走一胡同里时她那20多岁的儿子就出现了，问我们想吃杏不？我们说想啊，他就指了指一个后院，我们一看那大黄杏长得都快耸拉地了，我和那小哥们二话没说就翻进去了，在里面偷了得有3斤多的杏才翻出来，出来之后她那不要脸的儿子要走一半，我和我那小哥们把剩下那点边走就边吃了。我只记得那天中午的太阳明媚的有些耀眼，那些大黄杏又软又甜而且一点都不粘核，我们小哥俩吃的都挺爽。唯一不同的是我只当那次是次探险，为嘴馋也为刺激，之后就该干嘛干嘛，忘了这事了。可和我一起翻墙偷杏的小哥们好像从此就爱上这项工作了，之后的十年之内，偷摩托车进过局子，在书店偷书上过电视，比我轰轰烈烈多了。在电视上看见那哥们他妈对着记者还说呢，我那儿子，从小就爱看书。。。。（操，丫当她儿子是凿壁偷光的匡衡呢。。）

     公元1990年（真是个遥远的年份）9月1号上午8时，我，王靖，和一大帮在北京有一条臭河的村里出生的娃娃们一起上了今生的第一节课。记得班里有不到10个女娃和20个男娃。7年之后（这与蹲班无关，第一年是学前班，我们这拨人好像小学都上了7年）毕业时只剩下7个女娃了，而男娃却还有19个呢。我就是在这么个男女严重失衡的集体中度过了我花蕾般的童年。

     那天早上在我的记忆中并没有阳光，天是灰蒙蒙的，刘老太太搬着椅子坐在教室的门口，侧对着我们训话，教室里很暗，我看不清她的脸，也忘记她说什么了，只记得那扇门从外往里照着暗灰的白光，然后把一个臃肿矮小的身体突显的唯妙唯肖，就像一张从十九世纪传下来的黑白照片。 之后刘老太太又搞了一个测试，就像入学前的摸底考试----数数儿。全班30多个娃一个一个上讲台数，这30多张脸里就有一张是小林的，也是我唯一觉得熟悉的，他那天很厉害，一口气数到100多了，要不是老太太拦着他还能往下数呢。可见小林爸妈是个要强的人，在跟我疯玩之余还给他开了小灶，而我除了在该吃饭的地方吃饭，该睡觉的地方睡觉外，真想不起来有谁教过我数数，所以那天我刚数到10就乱了套了，什么22，33，99一口气都出来了，刘老太在边上实在看不下去了，说“得了，你下去吧”，然后我就下来了。 

     现在想来，我肯定是属于那种大器晚成的类型，二年级之前的学习生涯简直是一蹋糊涂，比如我二年级之前根本就不会系鞋带，每天早上起来都是跑到隔壁二姑那屋让她帮我系，可有一天早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有可能是头天晚上二姑和二姑夫活动的太厉害了，我怎么叫他们他们都不理我了，只管睡觉。 没办法我只能到前院找我爸，他老人家那天可能也没什么事，很一反常态的教了我一遍又一遍，我至今都记得那个画面：一个孩子坐在板凳上低着头，一个男人蹲着，一遍又一遍认真的给男孩做着系鞋带的示范，那是个没有阳光的早上。   从此之后，伟大的我终于不用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求人家帮我系鞋带了，而是可以痛痛快快的直接去上厕所了。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写名字的问题，我姓王名靖，“王”字很好写，早就会了，但那个“靖”字确实困扰了我好几年，那个刘老太太除了课本上的东西之外，一个多余的字都不多教，但是作业本和考试卷上得写名字啊，我问她怎么办，她说“你就写一个“王”就行，看见只有一个字的名我就知道是你了”，我操，丫太有才了！自此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的作业本和考试卷上就只有一个“王”字，她老家也没失言，每次的作业和试卷都没发错过。 后来老爸突然发现了这个细节，问我怎么回事，我说“那“靖”字我不会写，刘老师说光写一个姓她就知道是我了。” 老爸可能是觉得很没面子，可能觉得给孩子取完名不教孩子怎么写和生完孩子没人管都是件挺丢人的事，所以很郑重的教我写了那个“靖”字。那天是个吃完饭的午后，阳光明媚，我写了足足三，四篇田格纸的“靖”字，阳光透过玻璃狠狠的照在那个因为用劲过猛而凹凸不平的写满铅笔字的田格纸上。

    不过我也有比较拉风的时候，记得那时的老师上课好像都给配个小教材，这还是我在一次做完值日之后没事干时发现的，翻了几页发现那上面的问题都是我们刘老师上课时问我们的，一字不差，最要命的是下面还配有答案。 我的天，我可捡着宝了，那是我第一次那么认真的看完那么多方块字，那（读“内”）如痴如醉的样子像是岳不群终于找到了葵花宝典。我记得那篇课文是一个小孩去传达室借锤子的事，什么脸红了什么的。第二天上课时不出我所料，老太太还是激潮澎湃的念着丫那个小本本，一切都是按照我的节奏进行，她一停顿我就知道她要问什么问题，说难听点就是丫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丫拉什么屎，一切都近在掌握。 结果很简单，如果那节课是场篮球赛，那我就是科比就是乔丹；如果是场足球赛，那我就是马拉多那就是罗那尔多，一切都由我主宰，包括那个还蒙在鼓里的老太太。   之后每次我逮着机会都得看看丫那小本本，然后第二天上课时拉风一下，这件事我谁都没告诉过，我估计那刘老太太到死都不会知道我的小宇宙为什么总是间歇性的突然爆发。

         1984年11月8号，我，出生了。在北京有村也有臭河，我就是在北京有一条臭河的村里出生的。 很遗憾没有小名，从小到大都是在全称中渡过，所以也没有叫别人小名的习惯，为这事我那女人还骂过我，说我和她不亲。没办法，混个女人不容易，还是从了她吧。尽管张嘴有点别扭。 但是外号很多，对，很多很多，在这就不一一列举了。

     据听说我出生那天并没发生什么奇景，天气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徘徊，平凡的让人乏味。由此可见成为伟人的一个前提条件已经与我无缘了。后来我查了查11月8号那天有什么历史上的巧合，知道了几十年前汪精卫是在这天死的，心里总算平衡了一下，弄不好我还是汪大人转世呢，虽说老汪名声不太好，但好歹算个名人。

     听长辈说第二天我爸骑着自行车就把我妈和我从医院接了出来，现在想想他也够扣门的，我现在打篮球蹦不高可能就和那时刚从羊水里游出来然后就让北风呼呼的吹有一定关系。也不知道我那正坐月子的老妈落没落下什么病根，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就算落下了病根她也没福气享用了，因为5个月之后她又住进了那家医院，然后就再也没机会出来了。 据说是自杀，喝的是当时很流行的敌敌喂，现在想想那时的产品质量还真是过硬，哪怕她老人家再等10年再喝啊，没准也就是吐吐胃水拉拉稀折腾个把钟头这样的不良反应，等气消了还能继续给我喂奶。 可见计划经济体制真是害人不浅，我就是该体制之下产品的直接受害人。

     妈没了可我还得活着，母乳没了那就喝奶粉吧，值得庆幸的是恐怕那时的三鹿厂厂长还不知道有“三聚氢氨”这么个东西，我也算是逃过一劫。但死罪已免活罪难逃，一周岁左右得过哮喘，差点到那边找老妈喝母乳去；之后长了一嘴的虫织牙，全是黑的，还好后来换牙时它们都下岗了；再有是腿痛，这个印象最深了，早上起来痛得都下不了床，走不了路，不能着地，老爸赶紧带我去医院，可一进医院大门口我就直接从自行车上蹦下来了，比刘翔恢复的快多了，那时觉得医院可真是个神奇的地方。。。总之，虽然历经磨难，虽然有过风雨，我总算还是磕磕绊绊的长大了。  

     这中间几年，为了不影响老爸业务，我被送到一个叔伯奶奶家养着，几年后回来老爸的业绩显著，家里又有了个女人和弟弟，之后我一直叫了她好几年的阿姨，只是在上小学之后的某个早上，老爸说你管你阿姨以后叫妈吧，我说行。然后我的生活里就又多了一个新名词，很自然，我记得我压根就没抵触过，根本就没有现在电视里演的那帮小孩那么费劲---连哄带骗还得感动他。 至少在那时的我看来“妈”这个词无非就个称呼，和什么“叔叔阿姨”，“大妈大婶”没什么区别。   而我回来后就被安排到后院和亲奶奶住，那是一张超大的土炕，足有一间房子那么大，奶睡那边，我睡这边。一直到十几年后老爸也入土为安的时候，我才告别那张硬硬的却睡得无比舒服的大土炕。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饭点到前院吃饭，但是那只管吃饭；睡点到后院睡觉，同样那也只管睡觉。其余的时间就像野孩子一样满世界的瞎跑，抽风，无忧无虑，快乐的像只小鸟。 跟我一起疯的还有隔壁家的小林，两家就隔一堵墙，他是我10岁之前的唯一朋友，绝对的发小，我们一块偷村头包子铺的包子，结果他偷完跑的倒挺利落，我出来时一脚就踩进了那个装满滚烫的开水的大铁锅里了。左腰部全都血肉模糊了，现在那块疤还在，只不过随着我越长越大，它只有巴掌大小了。   我们还一块拿着木棍玩打仗，我杵了他眼睛几次，他也杵了我眼睛几次，我们的家长也互访了几次。所幸我们都没瞎，但是他长大之后带上了眼镜，而我却两眼都还是1.5，所以我觉得关于那场游戏输赢，我是当之无愧的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