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一整天都乌云密布，晚上下了半宿的雨。半夜被凄凉的狗叫声惊醒，我以为是我养的憨豆和四眼，匆匆的披上衣服出来看，发现小两口都好好的站在窝里冲我摇着尾巴，还好！  我又重新钻进被窝，思量着是不是该让它们圆房了。  雨还在下，无家可归的狗还在凄凉的叫，我又睡着了。

 

    早上被第四次的起床铃叫醒，7点了，我已无路可退。挣扎了几次，还是没能离开可爱的被窝。没有办法，我只能用最后一招了----猛地从床上站了起来，空气中漂浮的冰冷的氮分子和氧分子像苍蝇见到臭肉一样钻进我赤裸的身体，全身的毛孔紧急收缩，鸡皮疙瘩差点掉了一床----我操！冬天来了！ 感叹完之后睡意全无，心里念叨着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呀。 为了把在床上耽误的时间挣回来，我用最快的速度上厕所、刷牙、洗脸。见胡子不是太长也就没刮。 套上大衣，抓起包，倒着急促且零散的步子夺门而出。 院子里憨豆和四眼站在那傻傻的看着我，面无表情。 走过它们身边时我用眼神一个一个的和它们对视，还是没反应。 在要走出院门时，我驻足、转身，和它们招了招手，吹了声口哨，小两口终于欢快的摇起了尾巴。     再见，我上班去了！

 

     周日的公交就是好坐，不仅车多，而且人少。但大家还是习惯性的把自己从人堆里塞进车中。站在读卡器旁的女售票员大声的招呼着“别抢！别抢！都有座！。。。 嘿！那女的你刷卡了吗？甭看别人，就是你！几毛钱不至于啊~。。。”     一阵喧杂之后大家都找到了自己认为舒服的坐位，并且还空着一片，每人坐俩座都有富余。  哎。。。这他妈也抢！服了！

 

     8点20到了单位，发短信向领导汇报了一下我的位置、告诉她我到单位了。她没回，一猜就是还睡呢。

     一进办公室看见和我同班的那大姐又早早地坐那看上电视了。接班的大姐和我交待完之后就匆匆地走了。临走时告诉我这破电脑越来越慢了，什么都玩不了，电视又没几个台，真JB烦！  我单位的大姐们都40多了，号称工龄比我岁数都大。上班什么都不干，接电话传个事都交待不清，说是术语太多，听不明白。但一月3000多，真是没地说理去。

     打开电脑看系统里没什么事做，就去对门屋里找大姐唠磕去了。大姐说今天真冷，问我穿没穿秋裤。我说没穿呢。大姐又说还是小伙子呀，我都套两条了。我讨好道：我要到您那岁数没准这天都穿上毛裤了。 大姐哈哈一乐，看来挺高兴。 大姐又跟我说了会儿她们家那狗，说是得病了去了4次宠物医院都没见好。 听了会我就烦了，回来上网看东西。打开spaces发现D-DO给我留了两句英文留言，还好我都看懂了，不错，心里挺美。

    

     9点56分，领导回信息了，说是刚醒。我问她嘛呢，她说躺床上看电视，她妈给她做饭呢。我说你越来越懒了，并让她起来锻炼，让她给我好好保持好那1尺9的腰，要是回头多出1尺来我和她没完。 她说就不。 我也懒得理她了，继续上网看东西。

 

      10点40分，大鼻子来电话说咱们家后院要着火。我问怎么个情况？他说台湾又在搞公投，闹独立；印度在西藏边境大量囤积战斗机；越南因为南沙群岛的石油不惜要再和中国干一仗。。。。08年真是风雨欲来呀！  我一听那不正好吗？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要真打起来正是咱兄弟们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与其这样不死不活的过日子，不如去战场搞它一票，运气好点没准还混个将军当当呢，到那时咱们可就是花纳税人的钱了。 就算死了也赔不了什么，咱哥们一没钱二没地，有半个女人以后还不一定能不能看住、是谁的还不一定呢？死了还省得整天苦哈哈的为了那3瓜2枣奔命呢，那时也能落个烈士称号呀，也算是轰轰烈烈了。。。。

 

      11点40分，去单位食堂吃饭。那的饭菜和猪食差不多，但是肯定比猪食贵，并且不是贵一星半点。所以我觉得猪食和人饭的区别在于，不是因为它是猪食还叫它猪食，是因为猪吃了才叫它猪食。而同样的东西放在食堂给人吃，它就能官而堂皇的叫人饭了，并且价格按人的标准走。（呵。。。我发现我的逻辑能力有所提高，看来好好的学离散数学还是有用的。）

 

      13点13分，因为没事干所以开始写这篇BLOG。 标题定为：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16点01分，因为写累了，所以不想写了。并且很喜欢这个标题----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

 

      我还感到，看老干部是不是廉洁，他们的子女状况便是一个准确的信号。

　　我60年代在十一学校上学，这里离各个军队大院很近，所以是一座典型的军队干部子弟学校。全班40多位学生，只有两个同学的父亲是大校，其他都是将军的子弟。

　　班里有叶帅的儿子叶选廉，还有五六位上将、大将的子弟。前几年我们聚会了一次，年近50岁的人想起儿时的生活不禁唏嘘。那时候是那么单纯，对未来的憧憬是那么美好。岁月让我们经历了那么多连做梦都不会想到的事情。

　　如今我们已经变老了，但是真正能和父辈业绩相媲美的几乎没有。连局级干部或企业老总，充其量只有五分之一。有个别的已经下岗或者做了传达室看门的，这就是严峻的现实。

　　我三哥陈人俊有次和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聚会，得知他也是一介平民，也是靠正当收入生活，开的是已经很旧的普桑，但他感到很踏实。

　　我们与海军上将王宏坤的儿子王新中也很熟，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打拼，开了一家公司，业绩不错。用他的话来说：“这个公司没有用过老爷子的一点权力，老爷子也帮不上忙。”

　　还有我的朋友、西藏军区司令员谭冠三的儿子谭戎生，他目前已经退休，也过着平平常常的百姓生活，就象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在早上晨练，读书看报，颐养晚年。谭冠三临终前向党提出了唯一的请求:“我死之后,请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谭冠三逝世后,做为长子的谭戎生自愿到西藏去,继承父辈未竟的事业。谭戎生的四弟是战争年代因父母无法带走而留给根据地老乡的，至今还在河北农村当农民。因为谭将军在解放后说：老区的人民在我们危难的时刻收留了我们的孩子，我们不能忘本，是人民把他养大，他也要回归人民。

　　现在谭戎生还要不时帮助在农村生活困苦的弟弟。

　　前不久我的二哥带我见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已经是72岁的老人了。他身材不高，瘦弱的身躯已经有些驼背了，满头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依稀让人感到他受过不少苦。如果让我猜想他的身世，我会说这个人不是乡村教师就是老工人。若猜想他的上辈，我也依然停留在刚才那几个职业中。

　　二哥告诉我，这是50年代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儿子。我既惊诧也不惊诧，惊诧的是他似乎连高干子弟的痕迹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不惊诧的是，过着普通人生活的高干子弟太多了,他们的父辈大多早已远离了权力。

　　邓子恢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和老一辈人提起来都记忆犹新。邓子恢1916年中学毕业后，经考试取得公费留日生的资格，1917年东渡日本求学。回国后,1923年发起创办《岩声》报，宣传马克思主义。邓子恢1926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2年7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邓子恢1950年2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3年初调中央任农村工作部部长， 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同老一辈中善于思考、真正关心民众疾苦的领导人一样，他在升虚火的公社化高潮中保持着难得的清醒。1958年到处在鼓吹浮夸风、共产风。

　　人民日报报道：河北徐水县人民总公社成立，给共产主义试点提供了条件。该县将要发射亩产小麦12万斤、亩产山药120万斤、亩产皮棉5000斤、一颗白菜500斤的特大高产卫星。

邓子恢主抓农村工作，他知道这纯粹是胡说八道，他认为这些人就是为了自己的政绩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了解农民，知道怎样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人民经历了三年饥饿困难的日子，他深感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他哪怕丢官也要说真话。他说：“怕什么!不能为了保乌纱帽就不顾农民的死活!”邓子恢根据实际情况大胆提出在坚持大集体的前提下，实行联产责任制。邓子恢抱病深入调查，把安徽的调查报告，连同广西、湖南等地包产到户、田间管理的经验，一并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富春等都表示支持，邓小平也因此发出了“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名言。

　　毛泽东起初是支持邓子恢主张的，但随着阶级斗争成为党的主要纲领，毛泽东开始批判邓子恢：“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了，还要搞吗？!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他责备邓子恢：“你怎么又动摇了，波兰搞自由化还不敢解散合作社哩!”邓子恢向毛泽东解释：搞包产到户，不是解散合作社。

　　但是毛泽东不仅不听，还在随后的北戴河会议上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讲话，大批邓子恢和包产到户，把包产到户说成单干，并提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还是站在贫下中农的立场上搞社会主义……

　　邓子恢没有屈服，他甚至提出告老还乡，未获批准却被贬官。但他依然调研坚持为农民请命，因而一再遭受打击。经历文革几年的被批判，1972年12月10日，邓子恢带着愤懑与抗争与世长辞。他弥留之际还在说“包产……到户……没有错……”

　　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对于这位“右倾”人物本来应该是非常低调地处理，但是毛泽东对邓子恢虽然批评狠、处理严，却说了一句公道话：邓子恢“敢说实话”，他“犟脾气”、“搞阳谋，不搞阴谋”。毛泽东送了个大花圈，这让四人帮也不敢把规格讲得太低，《人民日报》都用一整版刊登了邓子恢的照片和生平。

　　一直受到压制的老革命家也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大会，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追悼会，叶剑英元帅代表党中央致悼词。86岁高龄的朱老总不顾医生和家人劝阻，穿着大衣带上皮帽，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在邓子恢的遗体前久久不肯离去。

　　我问邓瑞生大哥：“邓子恢被‘诬陷’，您也跟着受苦？”邓瑞生说：“父亲挨整，我们家就成为另类，一切都变了。我也从北京被安排到湖南常德一个中学教书，其实我什么问题都没有。文革中我更是战战兢兢，我是中央一个被批判过的重要右倾人物的儿子，那在小地方简直不得了。尤其文革中成天念毛主席批判‘小脚女人’的语录，这段话又是针对我父亲说的，我的压力该有多大！”

　　邓瑞生接着说：“父亲有很多老战友，我那个时候也不敢找，害怕株连人家。1970年我听说王震将军来常德，就硬着头皮去找他。宾馆的警卫一看我穿的土里土气，根本不相信我的父亲会认识王震。我告诉警卫，让他告诉王震，我是邓子恢的儿子，王震听说后说，‘把他请进来，他是邓子恢的儿子，也是林(伯渠)老的儿子’。见到王震，他问我父亲的身体情况，我说我也见不到他。王震指着门外说，‘他们名义上是保护我，实际上是监视我’。”

　　我不解地问邓瑞生：“您怎么也是林伯渠的儿子？”

　　邓瑞生叙述了那离奇的一幕：原来在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告急，红军长征即将开始。邓子恢与妻子黄秀香看着才出生3天的儿子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带着走肯定会给队伍带来困难。恰好林伯渠和妻子范乐春所生的儿子也同样大小，他们咬牙把邓瑞生与林老的儿子一同寄养在会昌范乐春亲戚家中。残酷的战争，使两位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夫人先后去世。

1949年9月，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的邓子恢在武汉听到江西解放的消息，他的心为之一动，因为江西有他朝思暮想、多年不见的儿子邓瑞生。邓子恢提笔给驻扎在赣州的同乡、时任48军政委的陈仁麒写信，托陈仁麒帮助他和林伯渠找寻孩子。

　　他提供了找孩子的线索，并寄去一张自己的照片，给从未见过邓子恢面的陈仁麒将军作参考。经过陈将军的努力，分别15年的儿子终于找到了。但老乡把两个孩子的父亲搞错了，把林伯渠的当成了邓子恢的，把邓子恢的孩子说成是林伯渠的。

　　建国后，做为副总理的邓子恢住进了中南海，他的儿子和林伯渠的儿子经常一起上学，也在中南海的食堂就餐。后来连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奇怪，为什么林伯渠的孩子那么像邓子恢，而邓子恢的儿子与林伯渠如同一模所铸。

　　朱德对邓子恢说：“我说你们两家是不是搞错了？”邓子恢却笑着说：“孩子搞错了，就错了嘛，不要紧，林老没有孩子，我孩子多，都是革命的孩子，不要换了。”

　　后来，待中央办公厅派人到会昌调查，澄清真相，他们才将孩子换回。

　　几十年的时间过去，我怎么也想象不出眼前的这位老人当年是进出中南海的孩子，是在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面前来来往往的红色后代。如今72岁的他，60年代末下放到湖南，至今仅仅有600多元的退休工资，遇到生病也不敢吃好药。

　　几年前他回北京已无落脚之地，还是他给一位中央领导写了信，农业部根据情况给了他一间40多平米的独居。他已经非常满足了。走到街上，他就像北京的一位普通之极的退休老工人，心事重重地为自己的生活和未来担忧。

　　至于不是高级将领的普通老革命的孩子我们接触更多，凡是早年退下来的大多和老百姓没有区别。

　　我们这些高级将领的孩子都很怀念少年时代充满理想的日子，尽管那种日子有很多缺陷，但是要求干部和人民群众同甘苦的信念是永远不该丢弃的。

　　一位比父亲级别还高的老革命的儿子说：“我们当今有很多做法是与父辈抛头颅、洒热血所追求的理想背道而驰的。世上没有不沉的船，我们至少要洁身自好地不去拆船。”            

 

      多少次了，坐在电脑前不知道写什么。发现我的生活贫瘠地像大西北露骨的土地。物质精神皆是如此。

 

      今天风好大，带着那股子熟悉的干躁味。和以前的一样，不一样的只有我们，沧海桑田的我们。记忆是有重量的，越活越多，越多越重。它猫在心脏的某个角落，会因为一股熟悉的味道，一首曾经的老歌，让你的心脏变得沉沉地。

 

     天冷了，添衣服吧。